中共公布五中全会决定，要求扩大党组织在平台企业和零工群体中的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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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2026年11月1日
中共中央11月1日公布二十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全文，要求在平台企业和创新型高科技企业加强党建，在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中扩大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决定》把政治引导、服务管理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列在一起。对靠手机接单的人而言，其中有一个实际区别：文件交代了党组织要在哪里开展工作，却没有为一笔订单定价，也没有改变某个骑手与平台之间的劳动关系。 [1][2][3]
五中全会于10月29日通过这份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文件。当天的公报已将加强新兴领域党建列为任务；11月1日公布的全文则进一步写明，哪些企业是重点、谁负责指导，以及党建工作应如何与生产经营和基层治理结合。中国政府英文网当日标示，《决定》全文发布页更新于18时50分，习近平所作说明的发布页更新于18时30分。今天可以核实的是这些具体部署已公开，而不是各地平台已在同一天完成调整。 [1][4][5]
新兴领域为何被单独点出？中央在文件中对自身组织状况的判断是，一些基层党组织未能有效履行职责，尤其在新兴领域，组织没有充分覆盖、已有工作成效也不够。《决定》提出按类别厘清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的责任，选配党组织书记，并派人指导党建。对互联网企业，还提出建立党组织上级管理动态调整机制。这里要调整的是党内隶属和指导关系；不能把它读成上级党组织将直接决定每个骑手接哪一单。 [1][2][6]
《决定》谈到两类不同的工作对象。对于企业，重点是加强平台公司等经营组织内部的党建；对于从业者，则是加强政治引导、改善服务和管理，并争取他们认同党的领导。《南华早报》11月1日晚的报道也将科技企业和零工劳动者列为这次部署的重点。习近平在全会上所作说明称，文件起草组今年1月成立，由他主持，2月开始正式起草。这是一项由中央持续筹划的组织政策，并非某家平台发生用工纠纷后临时推出的处置办法。 [2][3][5]
同一节对不同机构使用的措辞，也能说明政策将怎样传导。对行业协会、学会、商会，《决定》要求把党建要求写入章程，并把这项安排与行业自律相联系；对新就业群体，使用的则是加强服务管理、维护权益和政治引导等表述。协会章程是一份可以逐条核对的文件。从业者是否加入一个组织、能否自行推选代表，涉及个人和集体的选择，不能从协会须修改章程反推每一名会员或骑手都负有入党义务。 [2][4]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黄建发10月30日介绍全会安排时，已表示要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官方所说的“新就业形态”是一个宽口径：除送餐外，还有网约出行、网络营销等。官方报道给出的规模约为8400万人，这个数是对就业群体的估计，既不是外卖骑手人数，也不是党员数。文件公布了扩展方向，并未同时给出这8400万人中目前有多少人与党组织保持联系、多少人通过它解决过劳动争议。 [6][7]
对这些劳动者，政治组织覆盖与工作保障原本就沿着不同渠道推进。今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指导意见，要求平台和快递企业按任务、劳动强度等因素合理确定报酬，及时足额支付，并保障从业者对算法规则的知情、参与和选择权。国际劳工组织的政策资料库将这份意见归为涵盖报酬、休息、职业安全和争议解决等事项的指导框架。它早于五中全会，不能把这些要求写成11月1日刚设立的工资标准。 [7][8]
派单规则关系到收入，并不只是平台的一项技术参数。按人社部2024年公布的指引，公司应向劳动者说明哪些订单优先分配、报酬如何计算、工作和休息如何安排，以及影响基本权益的算法怎样运作。举例说，一名骑手突然少接了单，能够看到自己的收入下降，并不意味着他知道是所在区域需求减少、系统降低了派单优先级，还是账户受到了限制。公开规则的意义，在于使他有可能判断该向谁询问、对什么决定提出异议。 [9][10]
截至11月1日，另有一份更贴近这种情形的文件仍在征求意见。人社部10月8日公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草案，意见征集至11月8日。它针对的一个难题是，有些劳动者受到企业管理，却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条件。按草案，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对生计有重大影响的决定，需要人工复核，不能完全交给算法。这是可以继续提意见的部门规章草案；五中全会公布《决定》，并没有使人工复核条款提前生效。 [11][12]
企业、站点和劳动者的关系决定了争议会落到谁头上。国际劳工组织202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实际案件，并访谈劳动争议仲裁人员，指出判断劳动关系的关键是工作中实际存在的从属性；即时通信、算法和中介用工，都可能成为企业实施管理的工具。因而，某人在手机上自行上线，与其在接单后必须遵从哪家公司的具体指令，是两个都值得查明的问题。只看应用程序上的品牌，或只看合同名称，都可能漏掉真正管理工作的一方。 [12][13]
草案提出的一种处理办法，是按照实际用工关系区分文件和责任：符合劳动关系条件的，应签劳动合同；受到劳动管理但不完全符合条件的，拟以书面协议明确安排。平台与合作企业共同管理的，还可能涉及三方协议。例如，骑手从同一个应用程序收到订单，却由不同承包商排班、结算，发生欠薪时，需要核对的是谁招用、谁管理、谁负责付款。把党组织设在平台企业，不能自动裁定某一笔欠薪应由哪家公司偿付。 [12][13]
新加坡亚洲新闻台10月在深圳采访的两名骑手，描述了这一行业内部的差别。一名24岁的骑手说，入行二十多天还没有休息过一天；其所在的承包站点允许每月休四天，但由站点安排时间。另一名42岁的众包骑手则说，他看重可以自己决定何时工作，即使每月收入约五六千元，且没有通过这份工作获得社保缴费。这是两人对各自工作的陈述，采访早于全会，不能代表两人对《决定》的态度，更不能用来推算全国收入或工时。 [14]
从企业一侧看，党建与派单算法的联系也并非周日才出现。美团官网6月刊载的材料称，公司党委书记牵头组建工作组，检查跑单过久、超时扣款等问题；公司称，2025年已经在全国取消送餐超时扣款，改用积分机制。即使按这一说法，取消一类扣款也不同于取消所有考核：积分怎样影响奖励、一次异常配送能否获得纠正，仍须看具体规则和个案。本稿未获得后台派单记录，不能独立验证这些措施对骑手实际收入的影响。 [15][9]
衡量保障是否落实，也要区分几种记录。企业公布计价规则，可以让骑手事先知道报酬如何计算；保留某一天的订单明细，才可能核对自己是否少收了钱；能要求复核并得到理由，才有机会纠正错误。前一种公开并不能证明后两步已经做到。国际劳工组织收录的政策材料将告知、参与及争议解决分别列出，人社部又为规章草案单独征求意见，这些都是可以追踪的制度环节。 [8][9][11]
截至发稿，本稿没有找到主要平台或可核实身份的骑手代表就11月1日公布的具体条文作出的公开回应。已有的企业材料和骑手采访可以说明平台上实际争议的内容，不能填补这一空白。接下来有两件事可以分别核查：平台是否公布党组织新增覆盖哪些单位、承担什么职责；劳动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结束后，哪些规定最终保留，劳动者能否据此取得记录、获得人工答复或追回报酬。前者衡量组织部署，后者才有助于检验一名骑手遇到问题时，可以得到什么救济。 [1][2][11][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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