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反驳美国国会委员会对国安权力及新闻自由的批评
香港,2026年11月20日——香港特区政府周五晚发表声明,反驳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对香港国安权力和新闻自由的批评。委员会在其年度报告中写道,香港行政长官可以决定一宗刑事案件是否涉及国家安全,警方也有权要求交出电子设备密码。港府回应说,前者是厘清案件分类,后者须以警方已获合法搜查授权为前提。双方还就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记者能否自由采访提出不同说法。 [1] [2] [5]
委员会于美国时间11月18日公布年度报告,香港是其中一章。该机构由美国国会设立,每年评估中美经贸关系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并可向国会提出立法或行政建议。11月20日出现的新进展是中方公开回应。外交部驻港公署先于当天下午发表声明,特区政府的英文新闻稿则标明于香港时间晚上9时41分发出,即伦敦时间下午1时41分。 [2] [16] [1] [4]
委员会把司法制度与金融市场放在同一章考察。它认为,行政当局和安全部门权力扩大,使原先吸引投资者的法律可预见性受到侵蚀;港府则认为,国家安全立法让社会恢复秩序,居民仍享有法律面前平等和独立司法的保障。外交部驻港公署称报告干预中国内政,表示有关法律加强了对居民及在港国际社会合法权益的保护。 [3] [1] [4]
一张证明书如何改变刑事案件的处理
争议涉及一项已施行五个多月的规例。6月9日,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依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110条订立《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当天刊宪生效。它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是,一个人因某项香港本地罪行受调查、被捕或被起诉时,办案机关依据什么,把该案纳入国安案件的程序。 [6] [7] [8]
规例第1条列出两个条件。首先,有人因某项行为涉嫌犯罪而进入调查、拘捕或起诉程序。其次,行政长官依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本地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确认有关行为涉及国家安全。符合条件时,该案按《香港国安法》第41条所指的案件处理。证明书可以在诉讼开始前或进行期间发出,规例明文禁止在法院质疑证明书,或就证明书提起法律行动。 [6] [7]
条文还特意写明,即使相关行为或检控早于《香港国安法》生效,案件仍可按上述方式分类。若同一案件就同一行为另以替代罪名起诉或定罪,该替代罪名也可在相关程序中归入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委员会以此说明行政长官的决定能触及早年的行为。港府则强调规例没有增设罪名、刑罚或执法权。两种说法所指的法律后果不同。就旧行为适用某套程序,与能否把行为发生时合法的事情定为犯罪,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6] [7] [3]
两部法律的措辞提供了区分这两个问题的依据。《香港国安法》第5条保留无罪推定,并规定法不溯及既往的罪刑原则;第39条将该法规定的罪行限于生效后实施的行为。六月规例写明旧行为也可触发案件分类。换言之,阅读一份案件材料,需要分别看清检控援引哪一条实体罪名,以及法庭将依据哪套程序审理。证明书本身不能证明被告实施了指控中的行为。 [8] [6]
对等待审讯的人而言,案件定性可能最先影响能否回家候审。香港终审法院在2021年2月9日的黎智英保释案中解释,《香港国安法》第42条为保释设置一道先决门槛。法官须有充分理由相信当事人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才可进一步考虑通常的保释因素,包括潜逃、干扰证人等风险。法官判断这一门槛时也可考虑合适的保释条件。 [9] [8]
终审法院还说明,这项判断针对获释后的风险,由法官综合材料作出。刑事审讯仍要决定控方能否证明控罪。特区政府周五称,执法针对行为及证据,所有被告都受公平审讯保障;委员会提出的疑问则落在更早的阶段,即使被告有机会就控罪答辩,也无法向法院挑战那张决定案件分类的证明书。 [9] [1] [6] [3]
警方何时可以要求解锁手机
另一项争议直接触及私人通信。今年3月,香港修订《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政府向立法会解释,原有规定已允许警员依法搜查可能载有证据的电子设备,但没有明确赋权要求他人协助解密。修订后的附表一把设备中存储的资料,以及可以通过该设备读取的资料,均列入有关权力的范围。因而,一部手机即使只存有少量本地文件,仍可能成为查阅其他材料的入口。 [10] [1] [3]
警方须有合理理由怀疑设备可能载有国安罪行的证据。港府周五重申,通常须先向裁判官申请并取得手令。提交立法会的文件也记载,在不能合理切实地取得手令的情况下,现行制度设有例外。取得合法搜查授权后,警员可向特定人士索取必要密码、解密方法或合理必要的协助。对象除了涉案嫌疑人,还可能包括被合理相信拥有、控制或使用过设备,或知道密码的人。 [10] [1]
修订对两种行为规定了不同刑罚。没有合理辩解而不遵从解密要求,最高可被罚款10万港元和监禁一年;明知或罔顾实情而提供在要项上虚假或具误导性的资料,最高可被罚款50万港元和监禁三年。两者都是法定最高刑。政府文件还说明,在符合法定条件时,当事人应要求交出密码这一事实在刑事程序中受到证据使用限制,但经搜查取得的设备内容本身不因此自动获得同样保护。 [10]
这些区别对记者与消息人士之间的通信尤为重要。搜查可能触及设备持有人以外的人,而手令授权搜查、警员向某人提出解密要求,是两个有先后条件的步骤。英国政府在其上半年香港报告中也记录了3月的修订。把条文与两份政府说明对照,可以核实警员获得了什么权力;仅凭这些文件,无法判定某位记者的手机曾因此被查,或某一消息来源的身份已经披露。 [10] [15] [1]
宏福苑火灾后的采访争议
委员会以2025年11月发生的大埔宏福苑火灾说明,国安部门关注的报道范围已经延伸至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大火造成168人死亡。火灾后,居民和记者追问大厦维修工程的监管以及灾难应对。2025年12月6日,中央驻港国安公署表示已约见若干外国媒体,警告勿散播当局所称的不实信息。多家媒体当时记录了这次约见,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在今年6月发表的香港媒体报告中也记述了此事。 [3] [12] [11]
港府在周五的声明中说,当局一直处理火灾善后,有人通过网上消息和传单抹黑救援工作、煽动社会对立,政府会依法执法。它表示,只要遵守法律,媒体可以评论和批评政府政策。《南华早报》在报道这场交锋时也把火灾报道列为双方分歧之一。公开记录可以确认媒体受到约见及警告;至于哪些具体报道失实、哪些采访因警告而取消,双方这次发表的材料没有提供逐项对应的记录。 [1] [5] [11]
居民在这场争议中关心的不只是记者会否受罚,也包括他们自己能从不同来源取得什么信息。《基本法》第27条列明言论、新闻及出版自由,第30条保障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并就依法检查通信规定条件,第39条则规定适用于香港的国际人权公约有关条款继续有效。港府援引这些保障,也强调一些权利可依法受到必要限制。路透新闻研究所记录的则是新闻工作者面对法律风险时的实际选择,包括自我审查。两份材料分别说明法律如何表述权利,以及采访者如何判断发表一条新闻的风险。 [13] [12] [1]
委员会的专章也提到记者可以运用的既有法律途径。9月10日,香港东区裁判法院就记者郑嘉如针对前雇主道琼斯出版(亚洲)公司的私人检控作出裁决。法院裁定,雇主阻吓她参选香港记者协会主席的控罪成立,但与她其后被解雇有关的另一项控罪不成立。同一宗案件里,法院分别考察了雇主在选举前的做法,以及后来终止雇佣关系的原因;判断前一项行为违法,并不足以证明后一项指控。 [17] [3]
金融数据与法治评价
在同一份年度报告中,委员会承认香港吸引企业集资的能力,但对增长原因提出另一种解释。香港交易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共有87宗新上市,首次公开招股合计集资2,102亿港元,较上年同期增加92.1%。委员会关注的是发行人构成。按报告统计,上半年在港首次公开招股的企业中,内地企业按宗数占96%。这两个百分比有不同的分母,一个衡量集资额的按年变化,另一个衡量发行人所占比例。 [14] [2] [3]
特区政府强调香港连接内地和国际市场的作用,并称约有1,550家美国企业在港经营。外交部驻港公署则以金融中心和经济竞争力排名说明,海外机构仍然看重香港。对投资者而言,交易所数据证实了上市融资活跃;对一名被捕后申请保释的人,或一名准备刊出调查的记者而言,直接关系到其处境的,仍是法院实际采用的保释门槛、警方取得授权的条件,以及编辑部能否就公众关心的问题继续采访。 [1] [4] [14] [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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