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赎罪券遇上假族谱:从揭洋(Leo Wong)骗籍案看流亡政治的资金困境与韦伯式伦理抉择

2026年9月,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的一篇深度调查报道,在欧洲政界与跨国华人圈投下了一枚震撼弹。以昔日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大股东揭洋(化名 Leo Wong)为代表的多名中国外逃商人,被曝通过黑市中介支付数十万美元,盗用二战时期逃离纳粹德国的犹太裔夫妇卡尔·西格弗里德·苏斯金德(Karl Siegfried Süskind)与格特劳德(Gertraud Süskind)的家族档案,凭空捏造出一位嫁给王姓华人的“犹太女儿罗莎(Rosa)”,将自己包装成遭受纳粹迫害的犹太后裔,向德国驻伦敦大使馆等机构申请恢复德国国籍。
这起荒诞的跨国骗籍案,撕开了部分中国流亡富豪在海外生存策略的隐秘一角。与此同时,近年来围绕揭洋这类背负巨额金融诈骗争议的流亡商人,试图通过资助或接近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流亡政府)及海外异议团体来换取政治背书的传闻与争议,也再次浮出水面。当一个本该为海外公民社会注入活力的商业阶层,一面在西方宪政国家伪造纳粹受害者族谱欺骗移民当局,一面又试图借流亡政治团体的道德光环为自身构筑避风港时,流亡政治的伦理底线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拷问。
一、 错位的资本:本可托举流亡社会的商业力量为何沦为跨国笑柄
纵观近现代政治流亡史,健康的流亡政治生态往往离不开流亡企业家阶层的资金支持与组织赋能。从晚清康梁维新派、孙中山革命党人对南洋及北美华侨商绅网络的仰赖,到冷战时期东欧流亡知识分子在西方建立独立出版物与研究基金会的运作,拥有独立财力的流亡商人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充沛且透明的民间商业资金,能够让海外异议运动摆脱对驻在国政府拨款的过度依赖,维持议程设置的自主性与组织运转的延续性。
过去十余年间,随着中国国内政商环境的剧变与金融监管的收紧,大批曾掌握巨额资金的民营企业家与金融操盘手流亡美、英、德等西方国家。以揭洋为例,他早年从在线航旅代理行业起步,在2016年前后不仅掌控着深圳、安徽等地的多家关联企业,还一度成为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吴江市鲈乡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NASDAQ: CCCR)持股23.2%的单一最大股东兼金融副总裁。即便在2016年底因国内约20亿元人民币的“天合联盟”集资案崩盘潜逃美国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监管文件显示,他仍于2018年2月通过抛售逾376万股上市公司股票,轻易套现564万美元。
倘若这批携资出走的商业人士,能够在进入西方法治社会后完成真正的现代公民转型——即直面过往的商业债务与法律争议,遵循欧美透明的合规准则,将自身的资本运作能力与商业剩余转化为对海外华语独立媒体、人权法援机构或流亡社区的阳光资助,他们原本有机会成为支撑中国海外民运与流亡公民社会的重要基石。
令人扼腕的是,以揭洋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流亡富豪,在踏入自由世界后依然延续着丛林社会的投机逻辑。面对身份合法化的焦虑,他们拒绝通过漫长而严谨的常规司法程序完成自我辩护,转而迷信“花钱买路”的权力寻租模式。德国《基本法》第116条第2款(Artikel 116 Abs. 2 GG)本是战后德国政府向大屠杀受害者及其后代做出的历史赎罪承诺(Wiedergutmachung),免除了申请人居住年限、语言能力及放弃原国籍的要求。据《明镜》调查及财新后续报道,揭洋等人涉嫌借助造假中介,以20万至60万美元取得伪造的以色列出生证明与拉比证明,将毫无血缘关系的三名中国通缉人员硬生生塞进同一个虚构的犹太受害者家庭,结成所谓的“Wong氏三兄弟”。这种毫无敬畏之心的历史寄生行为,不仅耗尽了他们原本可能具备的政治与社会价值,更让海外华人商业群体在欧洲主流社会面前沦为贪婪而冷血的跨国笑柄。
二、 庇护博弈的悖论:带“黑历史”的金主、流亡团体与对西方法治的双重透支
除涉嫌以虚假犹太血统申领德国护照外,以揭洋为代表的流亡商人引发的另一重争议,在于他们试图通过资助或贴近西藏流亡政府及海外民运团体来实现“身份洗白”。这种带着沉重“黑历史”的资本向流亡政治靠拢的现象,暴露出一种极其荒谬的内在冲突。揭洋在国内背负的指控,涉及向约两万名普通投资者承诺高达1000%年化收益率的庞氏骗局,许多受害者为此倾家荡产;当这类背负严重普通刑事犯罪或巨额公众金融欺诈嫌疑的个体,摇身一变以“慷慨资助者”或“虔诚信徒”的面目出现在达兰萨拉或流亡组织的周边时,争议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我们不用怀疑,以中国政府一贯的风格,此类案件必然伴随着“眉毛胡子一把抓”的逻辑,真实的受害者与盯上肥肉的地方政府既相互合作、又相互利用的案例屡见不鲜,揭洋如果一定要宣称,自己在受到集资诈骗指控的同时,也是中国政府系统性打击民营企业家,对民间资本进行强取豪夺的受害者,未必不会赢得某种程度的、附条件的同情。据一位熟悉揭洋的人士向本刊透露,揭洋本人一直宣称,他早年涉及约20亿元人民币的集资崩盘案在处理过程中,受到中国政府借机对其本人实行的经济掠夺和政治迫害。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显然已经是说不清楚的事情。我们甚至可以大胆推测,揭洋很可能同时具有集资诈骗罪犯罪嫌疑人和政治迫害受害者的双重身份。而很显然,这一双重身份令包括海外华人流亡群体在内的中西方社会都感到难堪。
这位知情人士还透露,揭洋近年来多次参与藏人行政中央驻纽约办事处的相关活动,并向藏人团体捐助了50万美元;这位知情人士甚至透露,揭洋在私下里并不讳言,他的捐赠同时具有资助海外异议群体和为自己获取政治庇护所需的证据材料的双重目的;而接受他资助的流亡团体,在对揭洋在中国、英国、德国等不同地区因不同原因而受到的刑事调查已经了解并有一定的保留意见的同时,仍然愿意接受经济援助。
本刊未能从包括藏人行政中央、华盛顿特区西藏办公室在内的官方及其他独立渠道核实以上信息。我们承认海外流亡团体经常出现多个分支机构并行而相互之间缺乏沟通的常态,姑且假定揭洋确实资助了藏人政治团体,其中所呈现的悖论也已经十分明显。

网传的揭洋与洛桑森格博士的会面图。本刊无法独立核实。
一方面,向西藏流亡政府捐款、参与海外异议团体的公开活动,其核心政治逻辑在于主动触发或强化来自北京政权的“政治与宗教迫害风险”。在西方国家的移民法与《难民地位公约》框架下,一旦申请人能够证明自己因资助藏人行政中央或海外异议组织而成为专制政权的重点打击对象,便可援引“不推回原则”(Non-refoulement),阻止驻在国将其引渡或遣返。这种策略的得以奏效,完全建立在西方民主国家对人权价值的尊重以及对申请人诚信陈述的司法信任之上。
另一方面,据《明镜》报道,向德国驻伦敦大使馆提交的有关国籍申请中,犹太血统证明涉嫌伪造。如果报道属实,这构成了一个致命的逻辑悖论。一个人为了抵抗政治迫害、避免引渡,必须仰赖西方法治体系的庇护。若他同时又企图以虚假材料获取公民身份,便是在损害自己赖以寻求庇护的制度,也是在亵渎西方社会对纳粹大屠杀的历史记忆。
若申请人明知文件伪造,仍提交以欺骗审查机关,可能构成德国刑法上的文书伪造罪(Urkundenfälschung)。德国联邦政府在10月答复联邦议院时表示,相关调查仍在进行。这样的指控一旦证实,也会严重损害申请人在庇护程序中的可信度。一旦指控属实,曾因合影、感谢信或公开互动而被视为替他背书的流亡政治团体,也可能蒙受严重的声誉损失。
简而言之,揭洋作为一名久经商海的企业家,如果真的如他自己向德国记者声称的那样,误以为自己支付20万美元定金用于获得德国国籍是合法的,又对自己作为一名很可能要寻求庇护的人的潜在的保护国合情合理、水到渠成的调查表现出抗拒的态度,那么他的所作所为很难是明智的。
三、 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撕扯:海外异议团体该如何面对“带刺的馈赠”?
面对揭洋这类面临严重欺诈指控、捐赠动机也受质疑的潜在“资助者”,长期处于资金匮乏状态的海外异议团体与西藏流亡机构究竟该如何自处?这一困境,恰恰可以通过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1919年著名演讲《以政治为业》(Politik als Beruf)中提出的“信念伦理”(Gesinnungsethik)与“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框架来加以剖析。在韦伯看来,秉持纯粹“信念伦理”的行动者只关注行动本身的动机与口号是否符合某种崇高的终极理想,而将行动所引发的现实恶果归咎于世界的愚昧或他人的过错;相反,践行“责任伦理”的政治家则深刻意识到人性与现实世界的缺陷,必须对自身行动一切可预见的后果(voraussehbare Folgen)承担全部历史与政治责任。
在海外流亡政治圈对待“问题富豪”捐款的态度上,纯粹的信念伦理往往会走向两个同样危险的极端:
第一个极端是“唯立场论”的功利信念伦理。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反抗极权专制或争取民族自治的事业本身具有绝对的神圣性,只要捐款者站到了对抗北京的阵营中,或者其资金能够为流亡组织的运转添砖加瓦,那么这笔钱是否榨取自国内两万名普通储户的血汗,捐款者是否正在伪造犹太血统欺骗德国政府,都属于“无关宏旨的私德瑕疵”。这种思维忽视了韦伯在演讲中最核心的警告:在政治领域,善的目的绝不能自动洗白卑劣的手段。如果流亡组织为了短期财务纾困,默许自身沦为经济逃犯和跨国骗籍者的“政治赎罪券”批发商,其道义合法性将在瞬间崩塌。
第二个极端则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德洁癖式信念伦理。这种倾向要求所有支持者必须在过往历史中保持绝对的道德无瑕,完全无视在权贵资本主义与法制不彰的环境下,几乎所有积累起可观财富的民营企业家都难免游走于灰色地带的现实。如果以圣徒的标准去筛选每一笔资助,流亡组织最终只能陷入孤芳自赏的财务枯竭与政治失能。
要跳出非黑即白的困境,海外异议团体与藏人行政中央等流亡机构必须转向成熟的责任伦理。从“对可预见后果负责”的视角出发,流亡组织在驻在国赖以生存的根本命脉,在于其道义资本(Moral Capital)以及与西方民主国家政府、议会和公众之间的制度性信任。一旦德国《明镜》周刊或英国主流媒体发现,某个受西方纳税人资助和道德尊崇的流亡机构,竟然在为盗用犹太难民身份的跨国诈骗犯提供庇护背书,其引发的公关灾难与信任危机,绝非区区数十万美元的捐款所能弥补。
而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非常不情愿地承认,海外流亡团体经济造血能力之差,已经到了区区50万美元便足以引发今天的讨论之地步,这确实是一个令人不安和悲哀的现实。显然,不会有人相信马斯克或者巴菲特被50万美元收买。对于事实上常常需要为五斗米折腰的中国海外异议群体而言,空谈道义资本显得奢侈和虚伪,对于解决其眼下面临的资金困境毫无帮助,而或多或少背负黑历史的中国流亡企业家群体竟然成了他们最现实的资助人。这无疑是整个华人世界政治活动能力低下的最鲜明体现。
对于潜在的解决方案,笔者特地用AI生成了三条其最擅长的、貌似正确而空洞无用的废话:
基于责任伦理的制度建设,应当确立以下三条清晰的防火墙准则:
1. 划定“体制性原罪”与“普世性犯罪”的严格红线
流亡团体应当具备基本的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能力。对于因政治言论、宗教信仰或被专制体制选择性执法而流亡的企业家,流亡社会理应予以接纳与团结;但对于针对无数普通平民实施庞氏诈骗、卷入暴力绑架犯罪(如刘瀚文案),已触犯了人类文明与现代法治的普世底线。对这类正在侵害西方东道国法治秩序的个体,必须坚决切割,绝不姑息。
2. 彻底切断“财务捐赠”与“政治庇护背书”的交易链条
流亡机构在接受任何民间资金时,必须遵循现代非政府组织的合规与反洗钱准则。捐款应当归于纯粹的公益与账目透明,绝不能与政治头衔的授予、与精神领袖或高层官员的刻意同框合影、乃至出具移民法庭证明信相捆绑。唯有消除“花钱买背书”的寻租空间,才能从源头上筛除那些怀揣投机目的的跨国逃犯。
3. 以透明机制捍卫流亡事业的长期信誉
当发现过往曾接触或试图渗透本组织的商人卷入如德国骗籍案这类的跨国丑闻时,相关流亡团体应主动采取透明立场,公开澄清事实边界,甚至配合驻在国司法机关的调查。
而最终,谁将为海外异议团体的资金和生存负责,谁来承担接受争议人物捐款的法律、政治和历史责任,谁来评判具体的捐助者处于防火墙的哪一边,很多华人异议群体甚至不能像AI那样给出几条看似正确的废话。既然如此,像揭洋这样,在贫穷的中国异议群体面前挥洒带刺的钱的人屡见不鲜且将不断涌现,也就完全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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